天天一位"官员独董"去职：薪酬最高记载过百万

2014-08-29 08:00:53 来源：华夏经济网作者：新财界分享：

□记者杜放叶前上海广州报道
中组手下发《关于进一步标准党政带领群众在企业兼职（任职）成绩定见》以来，百余名在任或退休官员已辞任上市公司自力董事。随着上市公司董事会稠密换届，发端于2013年尾的“官员独董”去职潮渐入顶峰。
Wind数据显现，近半年来，A股平均天天一位自力董事辞任。备受诟病的“中国式独董”仿佛开端淡出大众,视野，但是赴上市公司等大众,公司兼任职，还只是独董江湖的冰山一角。非上市公司是我国企业总量的主体，这些非大众,公司一样也设有自力董事等“内部式”职务，而赴民企任监事、非履行董事等垂问性职务的景象更加埋没。
清点去职独董薪酬最高过百万
按照我国《公司法》要求，自力董事是指为保证中小股东权益，从公司运营者之外延聘的第三方董事会成员。但比来几年来，退休及部门在任官员兼任上市企业的自力董事，却成为A股的一类非凡现象。
从数据来看，曾有延聘官员担负独董经历的上市公司占比超越4成。按照沪深两市2532家上市公司宣布的财报，截至往年一季度末，A股“官员独董”共1101人次，漫衍在816家上市公司中。
这意味着，平均每2.3家上市公司，一度就有1名退休或在任官员兼任独董。随着官员兼职新规下发，良多混迹A股多年的退休官员正渐次从A股撤离。
个中，仅辞任的前省部级官员已达29位。统战部前副部长尤兰田从民生银行去职，国税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则去职招商银行，证监会前主席周道炯也从光大银行去职……Wind数据显现，已有百余名在任或退休官员已辞任上市公司自力董事。
值得看重的是，从漫衍来看，来自“银证保”等金融系统的上市公司“官员独董”现象较为集合。沪市主板某安全业上市公司的一位自力董事暗示，现实上，大部门有官员布景的独董，此前与上市公司都有行业或地域上的带领和管辖联系。
例如，按照宁波银行年报，其6位自力董事一度有5位有前官员布景，别离来自央行及银监会、省级政府，2013年年薪均超越22万元。此前，股市“官员独董”最高薪酬记载为100.5万元，则由兼职中公民生银行的国务院生长研讨中心金融研讨所副所长巴曙松贯穿连接。
“中国式独董”：拿钱、签字、放行
作为源自西欧现代企业制度的“舶来品”，自力董事本应为中小股东代言，具有投票否决权―――来自沪深生意所的数据显现，我国从2001年起引入自力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近三年数万次的投票中，多达7000余名上市公司独董唯一47次暗示否决定见，94次弃权，签字赞成次数几近达99%。
出格是在2012年，在深市少量中小上市企业中，唯一1例独董投出否决票。部门“中国式独董”的“拿钱、签字、放行”现象愈发一般。
好比，部门上市公司堕入“比拼”独董薪酬和行政级另外怪圈，出格是部门金融领域的上市公司独董薪酬日渐爬升：中国群众银行浙江省份行原行长谢庆健、福建省银监局原局长刘南园，2013年在宁波银行、安然银行薪酬均达约37万元。而在2010年年报中，大部门自力董事薪酬还仅为5万-10万元。
现实上，不只国企延聘前官员任独董司空见惯，一些民营企业也不甘人后。好比，浙江宁波的上市公司雅戈尔，一度有5位自力董事全数为退休官员。
A股自力董事的另外一怪相，在于“签字放行易，失职履职难”。
往年5月，天目药业两位自力董事对年报投下否决票，随后被大股东倡议股东大会革职。此前，伊利股份也曾上演一样的独董因保持“自力性”被革职的奇观：其前任自力董事俞伯伟被革职独董后，公司部门国债生意被曝出巨亏，但该项投资并未经由股东大会核准。
自力董事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制衡股东，监管“内部人”。“但我国自力董事由大股东延聘，薪酬由上市公司发放，是自力性缺乏的根源。”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纪鹏说。
“官员独董”退潮仍需警戒盲区
从2006年《公务员法》首度明确官员退休后的“冷冻期”，中纪委、中组部历年来已屡次标准群众在上市公司兼职行动；财政部、教导部等部门以至特地下发任务人员在企业兼职行动的暂行划定，明确所在系统副处级以上级别群众不得在外任自力董事。
但是，“官员独董”选任不够通明，“根治”仍贫乏长效约束机制，依然使官员独董数目不在多数。这类现象就带来了三重长处：削弱反腐后果、抬高企业成本、潜在不公允协作。
一是借助任后“变现”，削弱反腐后果。据中纪委传送，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原副司长熊必琳已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其退休后就一向担负上市公司西王食物的自力董事。中国群众大学原招生处处长蔡荣生落马前，也曾身兼7家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司自力董事。
“要警戒部门官员在任时为企业谋取不法好处，那时没有收取益处，去职后到企业任职‘安然着陆’或兑现益处，成为受贿的一种埋没路子。”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讨中心主任姜明安说。
二是多种路子隐性兼职，抬高企业成本。赴上市公司等大众,公司兼任职，还只是独董江湖的一个缩影。非上市公司是我国企业总量的主体，这些非大众,公司一样也设有自力董事等“内部式”职务，而赴民企任监事、非履行董事等垂问性职务的景象更加埋没。
三是滋长了企业间协作的“灰色身分”，还能够带来不公允协作。一些企业暗示，由于行政附属之便，国有企业在引入曾的监管者方面具有优势。“这能够构成市场协作中的自然优势，对卖力干事的企业也是不公允的。”一家民营创业板上市公司董秘暗示。
增添寻租空间遏制兼职“隐性发展”
专家认为，标准“官员独董”现象，只是完善自力董事制度的第一步。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讨院履行副院长刘胜军认为，从底子上看，既要从头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联系，又要构成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增进自力董事真正地失职。
若何增添寻租空间，遏制兼职行动“隐性发展”，使自力董事真正成为国企、上市公司的第三方把守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倡议，对分开带领群众岗位的官员，也要进一步增强任后报告请示、财富审计等权益追踪约束。
中组部数据显现，《关于进一步标准党政带领群众在企业兼职（任职）成绩的定见》下发后，我国已清算党政群众在企业兼职4.07万余人次。记者从上交所得悉，主板上市公司已将约束中管群众退休任职、高校带领群众校外兼职等标准，归入自力董事任职合规条件。